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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人生
女性婚姻
作者：小熊
1968年9月9日，我登上了开往内蒙古的列车的。记得头一天晚上，妈妈在给我整理行装时，突然哭了：“你们这些女孩到了那儿，如果坏人把你们强奸了，怎么办呢？”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我安慰她。我当时把要去的边疆想像得非常可爱，对北京那可怕的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感到厌倦，觉得只要我好好劳动，或许会有一种新的生活等待着我。我的母亲十分明智，只送我到家门口。否则当她亲眼看到火车站上痛哭离别的场面也许会昏倒的。说实在的，我当时很想离开北京，父亲的被审查，给我带来了巨大压力，我的行动常常受到一些人的监视，在北京我感到窒息，所以当火车开动时，我只感到一阵轻松。当我坐下，回头一看，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坐在位子上，一百多人还都挤在窗口不停地哭着喊着，这时我才突然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凄凉—从此，我就不是北京人了，是内蒙的农民了。而那里到底怎么样呢？
当我们来到土默特左旗北什轴公社南什轴大队第一生产队的时候，受到了比我们想象中要热烈得多的欢迎。前来看热闹的社员把我们包围了。人们微笑着，叽叽喳喳地用我们一时还听不懂的方言议论着。年近六十的老队长给我们一个个地端来了红糖水（当地的水又涩又苦，当地的农民怕我们嫌水不好喝，特地往水里放了许多糖）。看着那一张张陌生但热情的脸，使我深受感动。所以，我很快给母亲写了一封信，把这感受告诉她，叫她放心。
不过，一年以后才从一位当地的媳妇那里得知，在我们未去之前，小队开全体社员大会，讨论要男知青还是女知青时，大家以队里光棍多为理由，一致决定全要女的。因此，当我们九个女知青一进村，马上就被人们评头品足了一番。据她说，社员们都称赞老队长有眼光，挑的闺女，个个都长得“拴正”（当地方言，即“五官端正”之意）。队里的光棍以及他们的父母们为我们的“入社”着实兴奋了好几天。
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在一开始，生产队从干部到社员，都十分关心我们。队长亲自教我们用灶和风箱作饭。每人在经历了火的洗礼—烧掉眉毛和前额头发之后，终于逐步学会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家里，时常有人来串门，有成群的青年男子，也有已婚的男人，还有年龄与我们相仿的闺女们。总之，开始的一个月，我们是在十分新鲜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度过的。但是，不久，一件偶然的事件，极大地刺激了我们。
一天，我们走在出工的路上，突然看到几条狗围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女婴，正在吃那孩子的肠子。第一个发现的同学，尖叫起来，在场的知青全惊呆了。但当地的社员却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。“这是谁干的？是犯法的。”我们气愤地追问。“这有什么？俺们这儿自古来就有这样的习惯。女娃不想要，就扔了。要是娃多了，男娃也照扔。”听说，只有1964年四清工作队在的时候，才禁止当地农民弃婴。但工作队走后，又故态复萌了。这种风俗，实际上直接造成了当地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，所以那里有不少成年男子结不了婚，只好打光棍。因而，在农民眼中，我们的到来，真是给他们带来了结婚的希望。慢慢地，大家混熟了。有人就开始问我们，有没有找婆家。大家觉得很可笑，回答说没有。但社员们并不完全相信，因为在当地农村十五、六岁定亲的非常普遍，而我们九个人当时都已超过了这个年龄。他们在暗中自己作着调查。
“你们别瞒我们了，”一天，一位媳妇跑到我们住处，“你们当中的×××就已经有了男人。”她说的是我们之中的一位同学，她在北京就和一位男同学谈恋爱了。那个男生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公社插队，大概是他与那个村的农民说，他有女朋友，而农民则按照他们的推理认为一定订了亲。大家听了这话十分不高兴。那妇女的一席话，也使那个女同学十分的难堪。在那个极左的年代，在我们这些受过大革命洗礼的青年学生中，恋爱与婚姻是一个当时被视为不洁甚至是禁区，大多数人都以不谈不想为正确。即使那位正在恋爱的同学，也有一次对我说：“人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想想太可怕了。”
秋收过后，有些同学回了北京，但大部分同学留下来，与贫下中农一起“干革命”。当时内蒙古揪所谓“内人党”搞得较凶，知青们因为有些文化，所以大队小队指派我们记录或整理材料。为了调查核实情况，我常常往农民家中跑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，倾听并记录他们的意见，再向大队干部汇报。由于自己的父亲还在受审查，我从不对村中的大的分歧发表意见，主要是听，并且尽量比较客观地汇集他们的想法。通过调查，渐渐地也得到了队里不少人的信任。许多人除了向我表示对这种人整人的运动的厌倦外，也跟我谈了不少他们个人的经历，婚姻的痛苦与烦恼。这使我对当地农村妇女及其婚姻状况有了较深的认识。
那里的农民祖上大多是从山西和陕西逃荒来的。这里的土地肥沃，辽阔。最大的不足是缺水。遇到大旱之年，有时会颗粒无收。到这时，妇女首先被卖掉去换取粮食。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婆婆告诉我，她因家里穷，十三岁作为童养媳被卖到这个村的一个姓韩的人家。她的婆婆，是把她作为一个女仆来使唤。要她做许多家务，喂猪，农忙时还要下地劳动。她的丈夫当时是一个非常老实、勤劳、沉默寡言的青年。只知道劳动，对母亲百依百顺。而他的母亲，也就是这位妇女的婆婆不准许两个年轻人在一起。晚上婆婆睡在他们俩当中，人为地把他们隔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情窦渐开，她有意识地接近她的丈夫，但只要一走近，那婆婆一定会咳嗽暗示禁止。而她的丈夫很怕自己的母亲，总是低着头从她面前走过。到晚上，她有时睡不着，等着婆婆睡着后，就瞪大了眼睛朝她的丈夫那边望，多么希望他能醒着……“他就像个活死人”，这位老婆婆一边回忆着，一边流下了眼泪。在她十七岁的时候，当地遇上了大灾荒，韩家为了活命，把她卖到了河北的一个农民家。她与那人生了一个女孩。但不幸得很，河北省闹瘟疫，她男人死了，为了生活，她被迫改嫁。后嫁的丈夫又死了，这时她想到了老韩，她带着孩子沿途要饭，千里迢迢又回到了她第一个婆家。那时婆婆已死，老韩虽人到中年，但因为穷，仍是独身。他什么也没说，收留了她们母女俩。老韩与这位妇女没有再生孩子。她的女儿已经出嫁，常回来看两位老人。她很爱自己的后父，说他非常善良，对她像亲生父亲一样。这位老婆婆的最后结局还是不错的，很多妇女被卖后，也未必逃得脱死亡的命运。
我本以为像老婆婆这样的遭遇都是解放前的事，解放后的妇女是彻底翻身了。但越和村里的妇女接触，越感到事实并非如此。
内蒙的冬天太冷，什么活也不能干，我当时每天用一两个小时教五六个闺女识字和算术。当地女孩子从小失学的人很多，一方面是因为穷，另一方面父母认为女孩子反正要出嫁，是人家的人，用不着花钱送她们去上学。不识字，闺女们深感不便。经队长同意，在生产队的一间屋子里，闺女们每晚学习两节课。（白天女孩子在家要作家务）。几天之后，一位中年妇女也主动跑来学习。她叫兰花，甘肃人，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有严重的关节炎（关节已经变形）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。自从进了识字班，她每天总是第一个到，最后一个走，非常认真。但没想到，一个星期之后，兰花的丈夫在我们上课时闯了进来，命令她回去看孩子。我知道兰花的孩子大的九岁，小的六岁，她离开一会儿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就对她丈夫说：“你在家看一下不成吗？她在这学点文化有什么不好？”她的丈夫一听，大叫道：“我从来没看过孩子，我们家出了事，找你算账。”说完，愤愤地走了。我当时很奇怪，怎么会出事呢？在场的闺女们说：“他哪是为了孩子，他是怕把兰花给学跑了。”这一解释，更让我莫明其妙。
一天下午，兰花到我家，跟我讲了她的身世。她是甘肃人，家里很穷。十五岁那年，家乡闹饥荒，家里人饿得没法，就把她许配给离她家一百多里地的一个姓张的人家，换来了一百五十斤小麦。她到张家以后，那个男人对她非常凶狠，常常动不动就打她。两年后一天，她趁人不备，偷偷地跑了，跑了两天两夜，回到了娘家，没想到，她的哥哥大骂她，说既然到了张家，就不该偷跑回来，再苦也得呆在那儿。因为已经吃了人家的粮。但兰花表示，她死也不肯回去。她哥哥不由分说，用绳子把她捆起来，放在驴车上，给张家又送了回去。在离开娘家时，她大声地向妈妈哭喊着要求留下，母亲哭着对她说：“苦命的孩子，娘实在是没办法啊！”她被送到张家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她哥哥给张家赔了不是，当时就走了。她被关在一个柴房里，只听门外有人议论说，”等明天再收拾她，打死她也活该。”她想，与其在这儿等死，还不如再逃。她磨断了身上的绳子，趁着天黑，从村里逃了出去，她认准了北斗星没命地往北跑，因为她听村里人说，北边有一个火车站。在天刚亮的时候，她终于到了车站。在那个车站，一个穿得很体面的男人，给她买了吃的。并告诉她说，他是内蒙人，正在招女工，问她去不去？她一听，就乐了，马上说：“去！去！”那男人指了指身边年龄与她相仿佛的几个女孩子，告诉她，她们都是他招来的。那些女孩子像她一样面黄肌瘦，那年甘肃遇到大灾，灾民遍地，许多农民特别是女孩子都为饥饿所驱使，盲目地向外跑。不幸的兰花，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。那男人实际上是个人贩子。一到内蒙，马上以五百块钱一个，把她们分别卖到了几个村里。她被卖给了本村姓孟的农民。她毕竟是经历过一次磨难的人，面对着眼前这位长得十分端正，态度比较温和的男人，觉得也许他比前头的男人要好得多。因而她并没有反抗，就与他同居了。婚后，丈夫对她虽从来没打过，但因为有外遇，常常夜里不回家。她很苦闷。但这个村里，她举目无亲。她想跟这个村里的人谈话。一开口，大家都笑她的甘肃口音，她只能闭门不出。她本希望跟现在的丈夫好好过日子，但发现她的丈夫对她越来越冷淡。她的婆婆早死了，只有一个小姑子一直对她很关心，常常陪她说话。她的公公是个非常忠厚的农民，在生活上保证她有吃有穿。她还能说什么呢？她只是得不到丈夫的体贴。最使她伤心的是她坐月子那一阶段，男人整天不回来，她生了孩子，头一天就下地自己洗脏物，照料孩子，没有婆婆，小姑子太小，一切都得自己来。这样，她生第一个孩子就在月子里得了病。浑身骨头痛。第一个生的是女孩，第二个又是女孩子。男人就更不高兴了。渐渐地，她得知丈夫在村里是有名的“浪男人”，有些已婚的妇女常与他打情骂俏。她们常在自己男人外出时招兰花的丈夫去过夜。兰花有时晚上出去找他，但她不知道哪个女人把他的男人夺走了。不但一无所获，还常会受到村民们的讥笑。
她已经对丈夫完全失去了信心，她只想识字，要自己写信给自己的亲人，让他们来找她，给她撑腰。兰花经过一年的努力，终于给亲人发出了第一封信。在1970年6月的一天，兰花的哥哥突然来了。他向妹妹表示歉意。说是当时太糊涂，他事后听说那张家是如何残暴地待她，并准备把她往死里打时，非常地后悔。她的母亲临死时，还一再说对不起自己的女儿。哥哥本以为她可能死了。一听说她还活着，就马上赶来看她。听她哥哥说，当地生活比以前好多了，早要是这样，也不会让妹子吃那么多苦。但他觉得内蒙的生活还是比甘肃好，让妹子好好在这过日子。“你男人说什么？”我问。“他怕我跑了，一个劲儿地在俺哥面前说俺的好话。”打那以后，村里的人们都发现，兰花的男人收敛多了。当地的农民，能组成一个家是不易的。尽管有些人在外面“浪”，但也并不希望失去自己的老婆。兰花哥哥的出现，对她的丈夫是有一定威慑力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困难时期，被卖到内蒙的甘肃和河北的妇女相当多。有些男子对外来的妻子很尊重，两口子日子过得很和睦。但也有兰花这样不幸的妇女，与并不爱她的男人在一起。更有甚者，有些女青年因为年龄太小，当关起来面对一个要与她同房的强壮的男人，竟有吓死的。在我们队，有人指给我们看一位老实巴交近三十的农民，说他曾花四百块买了一个十三岁的甘肃女孩，可能那孩子是害怕，或是长期的饥饿，身体病弱，到他家几天后就死了。听说她的母亲一同被卖到邻村，当那个母亲听说女儿暴死的消息，差点疯了。
当地土生土长的女孩子，命运比这些外来妇女要好些，但买卖婚姻的风气很甚。女孩子大多十五六岁由父母定亲，然后男家每年要送彩礼，我们在的时候，多的已达到一千多元才能娶得起媳妇。而这一千多元，对60年代的农民来说，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。女家拿了人家的钱，就是人家的人了。不管你爱与不爱。当然，也有自由恋爱而结合的，这需要男女双方都有相当的勇气，双方的父母也比较地开明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许多男子因为穷，即使人到中年，也无结婚的财力。我终于明白在这样的地方，我们这些女知青要想独立地生活，实非易事。
半年后，我们就渐渐听到了有北京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的消息。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对此话题十分感兴趣。有时故意在我们面前大谈特谈。“青年们结婚不要钱”这个诱人的消息，在农民中迅速地传开了。渐渐地，从我们知青的内部也得到了证实。在这些女知青中，有属于出身不好，觉得前途无望的人，只想嫁给农民了此一生的。也有情投意合，相爱而结合的（为数甚少）。还有属年幼无知糊里糊涂与农民同居的。我就听一位有这样经历的别村的女知青对我说，她因为父母都被关起来审查，非常孤独，有家农民一直照顾她，后来把她“照顾”到了自己家去。他们的儿子就与她同居了。后来她的母亲从“牛棚”里放出来，一听说此事，就马上打电报让女儿回北京。直到跟母亲长谈之后，她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真奇怪当时怎么那么糊涂？”一回忆此事，她就非常后悔。回村后，她再也没到那家农民家去，因为并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，（当时两人也都没到结婚年龄）所以，那家农民也没有再找她的麻烦。
到了1969年下半年，不少地方出现了诱、逼、压女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现象。例如：凡是与当地农民订婚的女知青，工分就比一般知青高。有的村干部主动当红娘，如遭到拒绝，就降低那个女知青的工分，使她靠那点工分活不下去。我们因为九个人在一起，加上大队小队的干部没有这样出格的，所以当时在本队并没有感到有特别大的压力。
但是，我们并不知道，我们小组的组长，已悄悄地与当地的一个姓秦的农民儿子定了婚。当时，男方还在当兵，所以知青谁也不知道。但村里的农民早已察觉了。那年冬天，我们都回了北京，只有组长还留在村里。因为她当时被另一个小队借去当会计，要年终结账，不能走。但不久，我们在京的知青就听说她疯了。为了弄清到底是真是假，我就先回了村。进村后，直奔我们家，但家锁着。有人告诉我，她在秦家。我找到秦家，她果然躺在他家的炕上，脸色发青。但跟她交谈，并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。我把她接回了自己的家，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她笑笑说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是有两天，她想哭，想笑，就把农民吓坏了。不一会儿，曾在前一阵陪过她的两个当地的闺女来了。她们告诉我，组长是被吓疯的。那天晚上大约已经十点多了，她们三个人正坐在炕上说笑，突然一个闺女发现窗外的风片片上有一双眼睛，直钩钩地盯着她们。内蒙由于天冷，是两层窗。里面是玻璃，外面再加一层纸糊的活窗（当地叫风片片）。估计那人是先把窗纸舔破了，然后才凑上前来吓唬她们。三个人一见此状，都吓坏了。不一会儿，那人走了。两个闺女回头一看组长，只见她浑身不停地抖着，按也按不住，叫她，她也不答应。她们俩怕极了，只好开着灯睡觉。一开始，谁也睡不着，但后来实在太困，两个闺女朦朦胧胧地睡着了。等她们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，看见组长瞪着大眼，望着天花板。她们摇摇她，她大笑起来，这可把两个闺女吓坏了。赶快往家跑。路上碰见一位大队干部，告诉他我们的组长疯了。“瞎说！我昨天看见她还好好的。”那干部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到了快晌午时，有人从我们知青屋前走过，听见里面有人大声唱歌，那不是唱，简直是嚎。不一会儿，许多人好奇的人都聚在墙外，那位大队干部走过，一了解才知确实出事了。他和几个干部进屋一看，组长还躺在床上，头发散乱着，一见他们进去，一下子由唱变成了哭。当天，跟她定婚的秦家农民，就派人把她接去了。为什么要吓她？两个闺女天亮时，曾听见有人从门前走过，说“昨晚可把××（组长的名字）吓坏了！”说完哈哈哈地笑着走了。听不出是谁，但肯定是青年。而与组长定亲的秦家人说，肯定是他们的仇家××人，他们听说她要和秦家结亲，想害她。据大队干部推测，可能是当夜值班的民兵开玩笑。于是找到那两个民兵，他们死活不承认。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，又没有别的证据，谁会承认呢？等我回到村里时，组长谈吐都很正常，我劝她回了北京。当时大家都以为她只是一时的错乱，过一段就会好的，谁知这一次恐吓竟造成了她终身的大害。
她的第二次发病是在第二年春天的知青大会上，大家都看到了她是怎样的失去了常态，又哭又笑。我们相信她是疯了。组长因此很快地调回了北京。她的病时常发，所以婚事自然告吹。这件事对我们其他八个人的刺激是太大了。
内蒙由于与苏联边境关系紧张，很快就军管了。军管会在进驻内蒙后不久，连续拘捕或处分了几批强奸女知青的流氓以及以权欺辱、奸污女知青的干部。情节恶劣者执以死刑。
从1969年开始，就有知青上调进城工作的了。这样，随着一个个知青的调离，农民们与知青结合的希望也就日渐淡薄了。到了1971年，我们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（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，我当时是没有资格进城工作的）。我的母亲听说这一结果，跑到调回北京的同学家里大哭了一场。已经调到旗里或呼市的同学，也常回来看我，替我担心。一位1971年初已经调回北京的同学，特地又从北京回到内蒙，陪着我一直到秋收。直到她母亲一再打电话催她回去分配工作。我知道她们担心什么，但我在她们面前仍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说不担心，那也是假的，但直到我真的一个人留在了村里，才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。也只有在这时，才真正了解了农民的善良与纯朴。
首先是队里的干部格外地照顾我。不管大队还是小队，一有会，就派我去。因为开会的工分最高，又最省力。农忙将开始之时，我就被派到了瓜地与两位老农相伴。瓜地是技术活，活不重，一到瓜熟，每天都可吃到上好的瓜。粮食收下来，我又被派到场上，经常参与分粮记账一类的工作。即使一年一度的兴修水力，是比较苦的，队长不让我去挑担（而我们刚去的两年，都被派去舁土，我的腰可能也是那时扭伤的），而让我挖土方。每次量方，总给我多报些，有时看见我惊讶的样子，向我眨眨眼笑笑。冬天，妇女们在场上摘麻，我总摘不多，记工员拿到我的麻，总是多说点。这样，一年干下来，我成了队里能拿到分红款的七家中一家。当时因为工分值太低，大多数农民，一年干下来，除了分到粮食外，一分钱也得不到，他们只能靠养鸡养猪来换钱。所以有的农民跟我开玩笑，说我是全村的“地主”。如果按人均收入来说，我大概是最高的了。不过，那一年我也只分到四十多元。但在前一年，我只拿到十元，并靠着这十元过了一年。相比之下，我当然十分满足了。
冬天到了，天渐渐冷了，但村民们却用他们那坦诚的胸怀，温暖着我的心。
每天早上吃完早饭，会有七、八个八、九岁的孩子跑到我这里来，讲童话、唱歌给我听。我呢，尽可能地拿一点糖果招待他们。下午，每星期有两次妇女们的集会在我家举行，那时常常要读文件，读完后，自然是张家长李家短地拉呱，会听到许多趣事，有人说起笑话来，会笑得大伙都倒在炕上。有时一些男青年成伙地跑来串门。有聊政治、生产的，也有对我去留婚嫁的试探性发问。晚上七点半以后，就有两个闺女来陪我，她们把针线活拿来做，边做边说话，不到十二点是不会睡的。我曾试着跟她们学做布鞋，忙了好久，做出来的鞋两边向上翘。两个闺女见了大笑起来，说“这是哪家的船？”我的这双船鞋，常常成为她们的笑料。我呢，也说：“这证明我做不了你们农民家的媳妇”。当地的妇女结婚后，她的女红技术，是通过丈夫身上衣、脚上鞋看出来的。在这方面我自叹不如。
这样，自秋收以后，我的家几乎从早到晚地不断人，日子倒是过得很充实。但随着年关的接近。人们都忙着准备过年，到我家串门的人也就少了。一天晚上，天已经黑了，我正在吃饭，突然听到门响，我问：“谁？”没有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又响了，再问，又是沉默。我有点火了，就说：“是哪个王八蛋，快点说！”但依然只听门响没有人声。我马上想起了组长的遭遇，确实有点害怕。但一想，时间还早，不会有什么事的，因为一个小时之后，两个闺女就会来了，我只要不开门就是了。不一会儿，声音消逝了。但当时我也没有去开门，谁知道那人走了没有。第二晚上，又有人把门弄响了几次。我警告说：“你明天再来，我就杀了你！”第三天我下定决心，不能再这么下去。我在门栓上涂上了油（为防止开门时有声音），把菜刀放在门边。到六点多，门又响了。我轻轻地打开门，右手持刀，左手突然伸出去，一把抓住了门后人的一只胳膊。在抓住的一刹那，我的心抖了一下，我没有想到这人离我这么近，但也就在这同时，我听见了一声尖叫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个十四、五岁的男孩，他一看见我手中的刀，马上说他是闹着玩，让我饶了他。但我仍声嘶力竭地对着他大喊道：“你再敢来，非杀了你！”我当时听见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异样，是气愤？恐惧？还是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我事后想起来仍有点害怕。在冲出去之前，我是打算拼命的，但是若真是个成年男子，我是否敢举起这把刀？我也不知道。因为等那孩子走以后，我浑身还有点发抖。
这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，那孩子的父亲亲自上门来道歉，希望我不要向上汇报。大队的治安主任跑来安慰我说，今后要让民兵每晚多从我门前走过，保证我的安全。他也会时常来看看我的。（后来他确实是那么做了）我想，也许我那天表情很可怕，把那个孩子也吓坏了，才会引起村里人如此关注。后来听说村中人可为那孩子担心了几天，说要是我到上面去汇报，没敢定警察会把他抓去，所以在大家的劝说下，他的父亲赶紧来说好话。此事使村里不少人改变了对我的看法，有个跟我关系很好的青年说：“我们原来看你成天笑眯眯的，当是个好脾气，没想到你还挺厉害。”我笑笑，还能说什么呢，也许是一种出自本能的自卫吧。
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，这是我在农村过的最愉快的一个春节。妇女们教我做当地的点心，青年们和我一起包饺子。他们叫我大年三十一定要熬年（年三十晚上不睡觉等财神爷下凡）。因为往年在农村过年时，我都不熬年，农民说所以我运气不好。年三十，两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受他们父母的派遣，特地来陪我。（陪我的闺女要在家中接神。）到一点多钟，我看他们困极了，还强打着精神，我让他们回家，但他们不肯，说是父母怕我害怕，才让他们来陪我。现在不能回去。听了这话，我十分感动，从心里感激这些善良的人们。
年后，大队会计跟我谈了一次话，问我将来打算怎么办？是等机会进城呢？还是在农村找个对象？如果是后者，大队会另外安排工作，让我去教书，保证我结婚后也饿不着。他让我好好想想，给他个答复。我知道他完全是好意。这个问题，我确实也认真地考虑过，对那些经常来串门的未婚青年，我也一个个地作过详细地观察与比较，不知怎的，也许是太了解了，没有一个人能使我动心的。虽然我也曾收到过他们之中有的人的情书，但考虑再三，决定不予答复。我不想伤害他们，我还存着回城的希望。不过，有时身体不好，病在床上，一种无名的孤独袭来，真有点支持不住。有时我问自己，到底能支持多久？我没法回答。所以，过了两天，我对大队会计说，我还想等一年。他点点头，说他知道了，他和大队的领导都会帮助我的。在1972年里，凡是有上调的机会，大队的干部都一再把我推荐上去，大队的书记还直接与招工的干部进行了长谈，帮我说了不少好话。多亏他们的帮助，我在1972年底，终于被调到旗里做了中学教师，结束了四年的农村生活。
现在，我虽然已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苏州，但还时常回想起那难忘的土默川，忘不了那些与我朝夕相处，给了我无限关心与爱的人们。
（陆庆和，1968届高中毕业生，1968年到内蒙家区插队，现在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。）
网友评注：
嫁,也要嫁个好的. 张贴人： 燕园春呓 于 2006-08-20 14:49
干得好还不如嫁得好呢.